昭和十三年，陆军大学校的一份内部讲义里，有人如此评述庆应三年的那场奉还：德川庆喜之举，非真尊皇，乃迫于萨长枪口之下的自裁。幕府二百六十余年的武家政权，竟以一纸上表告终，仿佛古之禅让，却裹挟着黑船余波的硝烟与西洋铁炮的冷光。讲义作者不知其名，只知他曾师从平泉澄一系的皇国史观，视此为皇统中兴的先声，却又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物哀的讥讽——仿佛在说，皇国兴废，本不过一场承平日久的武士们自导自演的弹压游戏。
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，二条城内，德川庆喜上表的内容，至今仍可在旧档案中窥见其原貌：“臣庆喜谨而皇国时运之沿革，昔日朝廷亲裁万机，后因武家奉公，暂掌政柄，今值时局变迁，臣以为宜将大政奉还朝廷，以一君万民之大义。”这份上表，看似恭顺，实则留有余地。庆喜本意在于先发制人，消解倒幕派的口实，再借朝廷之手重开诸侯会议，以幕府为议长，维持德川家的位阶。可谁又能料到，萨摩、长州、土佐、安艺诸藩的与党，已在京都密谋多时。仅隔一日，倒幕密敕便已下达岩仓具视之手，而庆喜的上表，不过成了王政复古的绝好台阶。
王政复古大号令颁布于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，小御所会议之后。那一纸诏书，废摄关、废幕府、废京都守护职与所司代，新设总裁、议定、参与三职，宣告“自此亲裁万机”。诏书云：“自癸丑以来，遭蒙未曾有之国难，先帝频年为之所苦，扰虑之情当众庶所知。因此，圣意已决，实行王政复古，树立挽回国危之基。”表面看去，这是皇国回归古制的壮举，实则不过是萨长藩士借十五岁天皇之口，行天诛国贼之实。德川庆喜虽已辞去将军职，却仍握有旧幕府军十五万众，新政府不过区区数千亲兵，胜负本在未定之天。然鸟羽伏见一战，幕府军竟因萨长新式武装的阿姆斯特朗炮而溃散，庆喜仓皇东逃，留下一句“武运不济”的叹息，退守江户城。
戊辰战争由此展开，从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，到上野的彰义队决死，再到东北的会津若松城下月余围攻，直至箱馆五稜郭的最后冰雪。旧幕府一方，汇集会津、仙台、米泽诸藩的忠义之士，誓言尊皇讨奸，却在西洋兵器的差距面前，渐次崩解。若松城陷落时，会津藩士三千人战死，妇孺多有自刃，史称“白虎队”之悲剧。箱馆一役，榎本武扬率旧海军舰队顽抗，至明治二年五月，方才开城。战争结束，新政府虽胜，却也付出了士族阶层彻底瓦解的代价——那些曾经高喊尊皇的萨长下级武士，转眼便成了中央集权的刀锋所向。
版籍奉还发生在明治二年六月。萨摩、长州、土佐、肥前四藩率先上表，将领地与人民奉还天皇，其余二百余藩随之效仿。天皇允其请，任命原藩主为知藩事，俸禄仍旧，名义上完成了从武家分权到一君万民的过渡。可这不过是废藩置县的前奏。明治四年七月，岩仓具视、大久保利通、木户孝允等人，以御亲兵为后盾，突然颁布废藩置县诏书，三府三百二县取而代之，原知藩事一律入京，赐华族或士族之位，俸禄由中央支付。昔日大名，转眼成了寄食于朝廷的公卿一般人物。萨长诸藩的藩士，本以为倒幕之后可承平日久，谁知卧龙凤雏般的人物，得一人已足以兴皇国，得二人却令旧藩尽成虫豸。西南诸藩的不满，自此埋下种子，直至明治十年西南战争，西乡隆盛率士族余党起兵，方才以一死偿之。
富国强兵、殖产兴业、文明开化，此三策成为明治新政府的根本国是。富国强兵为目的，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为手段。政府先以国库兴办军工厂、造船所、铁路、矿山，再渐次下放民间。文明开化则更为彻底：废刀令断绝了士族腰间之魂，四民平等令将贱民解放，学制颁布令全国儿童就学，历法改用太阳历，连饮食起居亦渐次西化。福泽谕吉在明治十八年所发《脱亚论》中，直言：“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开化而与之共兴亚洲，乃宜脱离其伍，与西洋诸国并肩而行。”他以为中朝两国沉溺于旧道德，阻文明东渐，日本唯有脱亚入欧，方能免于列强瓜分之祸。此论一出，虽在当时未掀巨浪，却为后来的兴亚共荣埋下种子——仿佛在说，皇国的武运，本就该凌驾于东亚诸邦之上。
平泉澄在昭和初年的皇国史观讲义中，将明治维新视作神武以来皇统中兴的顶峰。他引《古事记》与《日本书纪》，谓大政奉还乃天皇亲裁万机的复古，王政复古大号令乃八纮一宇之先声，戊辰战争乃天诛奸臣的圣战，废藩置县乃一君万民的完成。然若细读其文，又可察觉一丝疏离的讥讽：维新诸元勋，借尊皇之名，行集权之实，最终却将皇国引向西洋兵器的深渊。北一辉在《中国革命外史》与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中，对维新则有另一番解读。他以为明治维新虽结束了武家专横，却未真正实现万机公论，财阀与华族把持国权，天皇仍被悬置于高阁，故需再来一次国家改造，方能达至真正的皇国社会主义。此论在昭和军部青年将校中流传甚广，直至二二六事件，方才以血偿之。
若将此维新置于世界之潮中观之，又当如何？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，行坦齐马特改革，欲以西洋法制挽救苏丹权威，却终在青年土耳其党之手崩解。俄国虽有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解放，却在民粹与虚无党的暗杀中踯躅不前。清国自同治中兴至戊戌变法，洋务新政虽兴办工厂、海军，却因慈禧与守旧派的掣肘，终在庚子之乱中灰飞烟灭。埃及的穆罕默德·阿里，虽曾遣留学生至法兰西，建近代军队，却在列强债务的锁链下丧失独立。普鲁士的俾斯麦，以铁血政策统一德意志，然其宪法仍保留容克贵族的位阶，与日本废藩置县的彻底，恰成对照。法国大革命后，拿破仑虽曾八纮一宇般横扫欧洲，却终在滑铁卢的炮声中崩塌，复辟的波旁王室，又在七月革命中再度倾覆。英国的光荣革命，早早确立了议会主权，却保留了贵族院的古风，与日本明治宪法的天皇大权，形成一种奇妙的错位。
日本维新之成功，表面在于萨长藩士的果决，实则在于幕末已有的兰学积累、商品经济发达、武士阶层的识字率，以及黑船叩关后列强尚未瓜分的短暂空窗。然其代价，亦在于士族灵魂的断绝、农民一揆的频发、以及后来的八纮一宇幻梦。庆喜隐居静冈，长寿至大正二年，亲眼目睹皇国从维新到日清、日俄，直至大东亚战争的硝烟。他晚年摄影、钓鱼、骑自行车，似已忘却昔日二条城的上表，却在偶尔的沉默中，透出一种物哀的虚无——仿佛在说，武家政权的奉还，不过是皇国运命中一场漫长的病気。
明治四年，废藩置县的诏书下达之时，萨长出身的元勋们以为此举乃一举完成一君万民的古制复原。岩仓具视在大久保利通的私邸中，曾如此评述版籍奉还：“诸藩奉还土地人民，本为皇国兴废之大义，然若不废藩，则知藩事仍旧大名，中央集权终难贯彻。”此言出自木户孝允的日记残篇，透出一种冷峻的算计。原藩主入京后，多被赐以华族爵位，俸禄虽丰，却已无实土可治。长州藩的毛利家、萨摩的岛津家、土佐的山内容堂、安艺的浅野家，皆成寄食朝廷的公卿一般。西南士族的不满，自此如地下暗流，渐次涌动，直至明治十年，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私学校中聚众，举兵北上。西乡之死，城山一役，政府军以新式后装枪与山炮围攻，昔日倒幕功臣，转眼成了国贼。西乡尸首被寻获时，头颅已失，传言为其部下所藏，以免受辱。此事在旧萨摩藩士的私记中，多被述为武士道最后的余辉，却也暴露了维新中央集权的无情刀锋。
明治十四年，国会开设的请愿运动兴起。自由民权运动自板垣退助的自由党、后藤象二郎的立宪改进党、大隈重信的大同团结运动而起，士族与在野知识人汇集，高喊万机公论。板垣在高知上书，谓：“天皇亲裁万机，古来虽有其制，然万机公论，方为皇国长治久安之本。”此论虽借尊皇之名，实则欲效西洋议会，限制天皇大权。政府应对以弹压与怀柔并用，明治十四年的政变，大隈被逐出参议，自由党一度解散。然民权之火未灭，渐成全国一揆般的风潮。明治二十二年，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，伊藤博文亲赴普鲁士，师从格奈斯特与莫泽尔，采纳俾斯麦宪法之骨架。天皇大权凌驾议会之上，贵族院由华族与勅任议员把持，众议院虽民选，却以高额纳税资格限制选民。宪法第一条明言：“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。”第四条：“天皇为国家元首，总揽统治权。”此制看似折中，实则将维新元勋的集权欲，裹以宪法的西洋外衣。北一辉在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中，对此宪法大加挞伐，以为天皇虽被尊为元首，实则被元老、财阀、军部所悬置，需以天皇亲政的国体改造，方能达至真正的八纮一宇。
若将此宪法置于世界之潮中，又可见其奇妙的错位。普鲁士宪法虽保留国王大权，却在俾斯麦的铁血下，渐次向议会让步，直至威廉二世时期，仍有容克贵族的位阶把持。英国的议会主权，早自光荣革命而定，贵族院虽古风犹存，却在维多利亚时代渐成虚位。法国第三共和国宪法，历经拿破仑三世帝制的崩塌，议会权力膨胀，总统不过橡皮图章。美国宪法联邦制，州权与中央对峙，黑奴解放后重建修正案虽强化联邦，却在镀金时代为垄断财阀所把持。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，借1908年宪法复活议会，欲挽苏丹权威，却终在恩维尔帕夏的独裁中崩解。俄国虽有1905年杜马，却在尼古拉二世的专断下形同虚设，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，方才以血偿之。清国的清末新政，预备立宪虽仿日本，却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对立中流产，辛亥一役，帝制终结。朝鲜高宗的光武改革，虽遣留学生、兴新学，却在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保护国，1910年韩国合并，朝鲜王朝的宗庙香火，断绝于汉城宫阙。
日本宪法之独特，在于将西洋立宪的外壳，填充以神武以来皇统不灭的国体论。平泉澄在《皇国史观》中，将此宪法视作王政复古的完成，谓：“明治大帝亲颁宪法，乃神武创业以来，万世一系之皇统，与万机公论之新制，相辅相成，达至八纮一宇之理想。”然其弟子在昭和时期的私记中，又透出另一番讥讽：宪法虽尊天皇为总揽统治权，实则元老如伊藤、山县有朋、黑田清隆，把持枢密院与元老院，天皇不过悬于高阁的象征。明治天皇崩御于明治四十五年，遗诏中云：“朕承列祖列宗之大统，历四十余年，内治外交，夙夜忧勤，今值朕躬不豫，恐难亲裁万机。”大正天皇继位，体弱多病，摄政制度再兴，皇太子裕仁亲王摄政，军部渐次抬头。昭和初年，樱会、血盟团之类的青年将校，一揆般刺杀元老，欲行天皇亲政的昭和维新。二二六事件，叛军占领永田町，高喊尊皇讨奸，却在天皇的讨伐诏书下溃散。北一辉、满川龟太郎之论，虽为事件思想源泉，却以处刑告终。
日清战争爆发于明治二十七年，表面因朝鲜东学党之乱，实则日本欲将朝鲜置于兴亚共荣的轨道。陆奥宗光的外交文书，谓：“清国衰微，朝鲜独立，乃东亚时局之必然。”下关条约，马关议定，辽东、台湾、澎湖割让，赔款二亿三千万两。清国舰队北洋水师，全军覆没于威海卫，李鸿章叹息：“百年积弱，一朝丧尽。”此战胜利，日本获台湾作为首块殖民地，殖产兴业延伸海外。台湾总督府设于台北，儿玉源太郎、后藤新平治台，兴糖业、铁路、鸦片专卖，谓之“科学殖民”。后藤在新平的回忆录中，曾如此自评：“台湾治理，乃皇国维新精神的海外延续，一方面弹压土匪，一方面兴办教育，达至王道乐土。”然台湾士绅的武装抗日，雾社事件中的赛德克族起义，直至昭和时期，仍以血偿之。
日俄战争明治三十七年，奉天会战、旅顺攻围、日本海海战，日本虽胜，却付出了国债五倍于日清赔款的代价。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，渐成国民复仇的暗流。桂太郎内阁的战后经营，韩国合并于明治四十三年，高宗被迫退位，李完用签卖国条约。朝鲜的儒生上书抗议，义兵起义四起，却在日本宪兵的弹压下渐次平息。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，高喊“韩国独立万岁”，却以枪决告终。朝鲜王朝的宗庙，迁至东京，供奉于明治神宫一隅，仿佛在说，东亚共荣，本不过皇国武运的延伸。
大正时期，米骚动、一揆频发，原敬内阁虽为政党政治，却在关东大地震后弹压朝鲜人，制造谣言，屠杀数千。昭和军部的抬头，自九一八事变而起，关东军一揆般占领满洲，石原莞尔谓：“满蒙乃皇国生命线。”满洲国建国，溥仪为执皇帝，实则日本关东军把持。昭和十年的《国体明徵声明》，澄清天皇机关说，强化皇国史观。平泉澄在东京帝大的讲义中，将维新以来的历史，述为神武创业、皇统中兴、八纮一宇的连续。然战后，其史观被盟军取缔，平泉本人虽未受刑，却在沉默中终老。
若将明治维新置于更宏大的东亚变迁中观之，又可见其对邻邦的深远影响。朝鲜的光武改革，本欲仿日本维新，却因日本的保护国化而夭折。越南的东京义塾、潘佩珠的东游运动，孙中山的兴中会、章炳麟的革命论，皆受日本维新精神的刺激。北一辉在《中国革命外史》中，将孙文视作中国维新的先驱，却又谓其革命不彻底，需以皇国社会主义援助。辛亥革命后，北洋政府虽仿日本宪法，却在军阀一揆中崩解。中华民国南京政府，蒋介石的训政，虽借日本顾问，却在抗日硝烟中反转。越南的阮朝虽有明命帝的经世改革，却在法国炮舰下沦殖民地，光复会虽兴，却在日本支援的幻梦中破碎。
维新之成功，表面在于萨长的果决，实则在于幕末的兰学积累、商品经济的发达、以及列强尚未瓜分的空窗。然其代价，在于士族灵魂的断绝、农民负担的加重、以及后来的大陆政策幻梦。庆喜隐居静冈，亲见皇国从维新到大战，晚年摄影、骑自行车，似已忘却二条城的上表。西乡之死，城山一役，头颅失而复得，葬于鹿儿岛。板垣退助晚年隐居，高喊自由不死。伊藤博文刺于哈尔滨，尸归青山。大正天皇崩于叶山，裕仁继位，昭和硝烟起。
《古事记》有言，神武东征，八纮一宇。然维新以降，皇国运命，如一场漫长的病気，承平日久后，武运隆昌，却终在太平洋的炮声中，归于物哀的虚无。北一辉在狱中遗言：“天皇陛下万岁，日本改造虽未成，国体永存。”此言凄婉，却也透出一种荒诞的回响，仿佛在说，维新的奉还，本不过历史轮回中的一瞬禅让，皇国兴废，终归尘土。
